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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歷史上，珠三角有兩個湖很有名氣，一個是肇慶的星湖，另一個是惠州的西湖。兩個湖一個在西，一個在東。在近十年珠三角轉型的過程中，也有兩個湖脫穎而出，兩個湖也是一東一西：居東的是東莞的松山湖，居西的是南海的千燈湖（圖1）。
千燈湖其實是南海新縣城的組成部分。南海的歷史很悠久，但府城卻很“漂泊”。縣府原來在廣州的西城，20世紀20年代廣州立省城后府城遷往佛山，1980年代佛山立地級市后縣城不得不再次外遷，于是南海1990年代開始了新縣城的建設。千燈湖本無湖也無燈，是新縣城規劃的公園綠軸。公園取名于設計概念，于1999年開始建設，2001年建成，建成后其千燈湖景成為南海的城市地標（圖2）。
2017年4月12日，我到南海開會，住在千燈湖畔。早上起來晨運，出了酒店，一座天橋連接十字路口。天橋設計很優雅，帶雨棚，設置的電梯竟然在運行，這讓我小小地驚呀了一下，因為記憶里，廣州戶外公共通道上的電梯基本上就是個擺設，大多是估計驗收后就再也沒開過。天橋是個天然的觀景點，走在上面，街道與千燈湖的界面盡收眼底。過了天橋便進入了湖區，千燈湖為長條狀，湖邊是條漫步道。沿著湖邊慢跑，濱湖兩側的景觀像畫卷般展開。晨運的臉孔迎面而過，年輕的臉孔絡繹不絕，跑著跑著，我突然有種走在珠江新城的那種感覺——那種景觀的現代性和年輕人群的朝氣混合在一起的勃勃生機的味道，這種味道向我解析了為什么這里的房價可以賣到佛山最貴。
松山湖的開發提出于2000年，是時東莞在尋求產業的升級，于是市政府在剛剛建成通車的莞深高速走廊三鎮交界處的松木山水庫地帶設立“松山湖科技產業園區”。
2017年4月21日，我在松山湖參加了一個特別的會議。這是個非常正式的政府會議，因為出席的是鎮書記、鎮長和政府部門，但形式卻是非常“非政府”的圓桌會議（圖3）。來自松山湖管委會和石龍、寮步、大嶺山、大朗、石排、茶山六鎮的書記圓桌而席。會議的主持者，東莞市常委、松山湖管委會書記殷煥明開場道：“今天的會議要載入歷史，是松山湖‘1+6’片區聯動的第一次聯席會議，是市里‘園區統籌、片區聯動’戰略決策的具體落實”。2017年，東莞決定在不改變行政架構的前提下，把全市33個鎮街整合為包括城區片區、松山湖片區的六個片區，以克服東莞一直以來難以解決的市鎮管理體制的短板，促進區域間要素資源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片區聯動制度包括建立片區統籌聯動工作聯席會議制度，擴大事權下放范圍，推進市直部門行政審批服務前移，推進建立片區跨部門工作協調機制等。松山湖片區作為東莞制度創新的試點各項工作首先啟動，松山湖片區的5個市直屬分局（發改、國土、交通、規劃、工商）已于2017年3月31日揭牌。
歷史總是令人唏噓，1990年代南海順德新城開發雙箭齊發，順德以行政軸牽引開發，南海以公園綠軸引導聚集。而在2000年代的東莞，市政府除了松山湖外，還設立了虎門港和東部工業園共三個跨鎮區功能區，三箭齊發地推動東莞的轉型升級。20年后，順德的“德勝新城”已被重組；而南海的千燈湖卻在2007年被省政府授牌成立“廣東金融高新區”。今時，外人知道千燈湖而不知南海府城，金融高新區已成為頗具影響的現代金融產業后援基地。在東莞，松山湖的風頭已蓋過市中心區，成為了新時期東莞片區聯動戰略的龍頭操盤手，而當年的另外兩箭將面臨改頭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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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燈湖和松山湖，都在各自地方的轉型發展中起到了關鍵性的引領作用。而轉型是珠三角當今發展的關鍵詞，2017年人大會上總理關于廣東聯手港澳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提法更是把珠三角轉型發展的討論推向了新的高度。那么，“兩湖”的成功，對“灣區”有何啟示？
“兩湖”的成功，最顯性的經驗應該是“湖”的成功，概括性地說，是反應了“生態環境”在創新空間中的重要地位。如果做深入地探究的話，應該說是“兩湖”的成功，表明了“景觀都市主義”實踐在珠三角轉型中的重要意義。如果說松山湖的規劃有產業轉型的明確目的的話，事實上，1990年代南海新府城的規劃，對于產業并沒有什么明確的指向，后面發生的一切，正是在高水準的綠軸——一個長1.8km，寬350m的開放性千燈湖公園建成后，引起了各種要素的聚集。而這正是“景觀都市主義”的訴求：要讓景觀，而不是建筑，引導城市的成長。
讓景觀成為引導城市成長的基礎設施，并不是簡單的“生態優先”就能做到的。其背后是景觀設計走過了由19 世紀末單純的公園綠地設計轉向為現在更加面向社會的綜合設計的長路，在景觀都市者眼里，城市街道、廣場和公共綠地構成的景觀不僅是審美的對象，更是多種功能的“載體”和助推器。千燈湖不僅有“千燈”可觀，松山湖不僅有山水可看，更是擁有可供人進入水岸漫步運動的“珠三角十佳綠道”，是“可看”，更是“可用”的復合體。正是既可看，又可用，才觸動了流動的資本和人才向這里聚集。回顧歷史，是否可以說“兩湖”的成功，勾畫出了珠三角城市投資環境的競爭內容由1980年代的“城市基礎設施”開始，向1990年代的“五星級賓館”，2000年代的“城市綜合體”，再到現在的“景觀基礎設施”的變化曲線。而這條曲線的變化背后，反映的是珠三角公共物品的提供，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面向生產方和投資方；而在2000年代開始，出現了向關注生產者的轉向。而作為“生產者”的市民，在對公共服務和購物消費的需求得到滿足后，又出現了對審美、對健康運動的新需求，這些綜合新的新需求聚集在了濱湖，因為水岸，是復合性的滿足消費、審美和健康需求的最佳場所。因此，未來的珠三角灣區讓人充滿想象，因為灣區，是珠三角最多樣、最連續、最優質的水岸。這為我們營造獨特而具有魅力的景觀基礎設施去引領創新要素的聚集創造了條件（圖4）。
當然，“景觀基礎設施”也不是萬能的，與千燈湖同期還有三水的云東海也在大打生態牌；在松山湖的不遠處，還有同是東莞市設的“東部生態園”在做生態文章。因此，也不是“生態”一抓就靈。同時需要看到的是“兩湖”的成功，還有兩個條件是高度一致的。一是區位的臨近性：一個臨近廣州，一個臨近深圳；第二是交通硬件的改變：莞深高速的通車改變了松山湖與深圳的連接性，廣佛地鐵的建成提升了千燈湖與廣州的便捷性。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恰好性”：交通要是原來就好，就沒有在如此好區位的“兩湖”被留白；如果留白之后交通不作改變，那也不會有今時“兩湖”的成功。
珠三角灣區位居珠三角幾大中心的中央地帶，區位優越，生態環境好，是開發的優良場所。近來到深圳，常聽到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省里不支持早建深中通道？這似乎是很多深圳人的心結。我想說的是，在足夠長的時間里，事件總會對歷史求和，要發生的總是會發生。差異在于早和晚。對于時空這個統一體來說，時間是單向的、不可逆的，因此哈維認為發展的問題只能依靠空間來修復解決。珠三角過去三十年的發展已夠快夠猛，多一個橋也只是在珠江西岸增多幾個虎門長安而已。而正是因為過去交通條件的不如意，才使灣區目前還能夠保有大片的開發空間，給珠三角留下轉型發展的“空間修復”機會。因此，灣區開發和成功的前提條件是首先要解決交通的可達性和軌道交通的快捷性問題，沒有這個前提性和保證性條件，再好的“景觀基礎設施”也不會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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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親歷松山湖聯席會議，聽著參會者在討論對外交通、公服配套等問題，心中泛起一絲感慨。周一星教授說，中國的城市是全域城市，也是等級城市，而東莞正是這種典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東莞在市區之外擇地建園大力發展產業，但公共服務卻以等級配置，中心區獲得了最優。于是，外圍的園鎮產業發展出大力，在公共服務配套上卻只能做“吃瓜群眾”。但是，隨著松山湖在聚集資源要素能力的提高，松山湖公服配置的等級也在提高。這似乎在揭示著這樣一個趨勢：隨著城市群網絡化發展的進程，珠三角的等級化將會被逐步削平。
珠三角城市間的等級是清晰明顯的。省會-付省級-地級市-鎮-村的等級序列深入骨髓，不要說開會排位清晰，就是GDP也會自動成序。在過去的發展中，從香港到廣州成軸線發展，離軸線近的發展快，離軸線遠的機會少，這種格局在空間上進一步強化了等級序列，形成了恰似一個由香港領頭的列隊吃飯，廣州、深圳、東莞……一字排開，誰等級高、誰近誰先吃。而灣區的發展，由于“灣”的自然形態，則在格局上首先把“排隊吃飯”變成了“圓桌吃飯”——各個城市圍灣而坐（圖5-6）。可以預料，隨著以三大自貿區為代表的灣區內層的節點的發展，一個更加平等化、網絡化的城市群時代將會加快到來。而一旦“珠三角灣區”這個概念做實，它又將進入一個自我催化促進的過程，因為珠三角本來就是鄉鎮占比大，這些鄉鎮在轉型的過程中遇到層次低招不到人才的問題，而“灣區”概念的共享共用，將有利于各種要素向原來層面低的城鎮流動。試想想，要是今后這些小城鎮的企業可以以“珠三角大灣區×××企業”去招人，毫無疑問將會比原來有更大的吸引力。
注釋：
文章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城市影像委創刊號，經作者同意轉發。圖1-4作者提供，圖5-6圖片來自網絡
